尋找身體的現場(與滯留的時光)

李海燕

策展人

本科主修英國文學,及後修讀環球商業及藝術行政碩士課程,從事出版及廣告界多年後,開展文字及藝術行政工作。現為編輯、藝評人、獨立製作人,文章散見於港、澳、台刊物及網媒。

舞台協作包括監製《文化現場--零度沸點》戶外音樂會(2010)、《匯》(2010)、《對對舞之香港澳洲二、三》(2011)、《2011國際綜藝合家歡──看到真實》、《香港舞蹈年獎》(2011及2012)、《看舞、析舞、論舞舞評工作坊》(2010-2012)、《2012廣東現代舞周──聚焦香港》、《生死蕭紅多媒體舞蹈劇場》(2013),《空凳上的书简2:繼續書寫》(2014)、《空凳上的书简3:吸呼之間》(2015)、《掌心的魚》(2015)、《SO LOW》(2017)、《花生騷》(2017)、《最後一次西遊》(2018);任《旅‧人》(2012)及不加鎖舞踊館《城市.身體重建》(2014)劇場構作;策劃「2014 i-舞蹈節」宣傳及研討會(2014);「身體步道上的文化展演」、香港舞蹈聯盟「共創實驗室」(2017)、藝能發展基金《觀。聲。陣-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劃》策展人(2017-2019)。編輯:《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12起)、盧偉力《尋找香港舞蹈》(2015)、IATC「藝評人網」(視藝/舞蹈)(2016)。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舞蹈口述歷史出版計劃》主研究員(2016-2019)。 

李氏為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評論)及審批員(藝術行政、舞蹈、評論)。

2018-10-08 20:03

觀察員吳思鋒的總結(1): 遊戲與時間,秩序與狂歡

2018年7月22日的開放工作室,會後,余偉聯說他不希望(抑或沒有想過?)參與者涉入他作畫的區域,可是當真如此嗎?因為相比前兩回我也在場參與的開放工作室,他總是把衣櫃(他的立體畫布)移到邊角,始終保持習於獨處、安身遁入繪畫世界的畫家形象,不過這一次,他卻將垂掛的白色帆布,平放在地上的圓畫框、畫具與顏料都擺置在排練場中心位置,擺明了就是要在最後一次豁出去,誘惑參與者涉入作畫的時光。余刻意不入場,抑或遲到入場,是為了讓參與者更早意識到自己在現場。

在「觀.聲.陣--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畫」的這個階段(2018年4月至7月),舞者李偉能、行為藝術家黎振寧、電影導演黃飛鵬、畫家余偉聯四位創作者合縱連橫的「尋找身體的現場(與滯留的時光)」,我分別在五、六、七月,以開放工作室的日期為準,各訪香港一回。記得五月下旬抵港,第一次走進「觀.聲.陣」主要操作空間,流白之間的時候,我想的是,在這個平凡、一般的排練場,這項計畫怎麼展開?現在回頭去想當時直接迸出的這個念頭,與「空間」最有關,尤其,它如何(能夠)是一個社會空間、公共空間?

於是在與黎振寧會面時,瀏覽著他之前做過的行為錄像,以及在這計畫一開始,他於流白之間進行的,與「灰塵」有關的錄像與圖像,我們討論著灰塵做為物,延展出去的種種身體、生活與歷史之想像。現在想來,那些創作過程中累積的檔案,迴返行為/行動的當下,似乎更朝向了多層次的時間性。過幾天,他走出排練場,在從葵興站往流白之間,葵安工廠大廈旁的階梯人行道上, 上上下下,循同一範圍來回行走,兩個點各舖一大片白塑膠布,有一條繩子垂直連接兩端。當我的視線跟著他往下,會看到非常城市的景觀,隨他拾級而上,則見不時落下果實的樹。他上上下下來回行走,穩定規律,持續五個小,卻因著「走」的身體節奏,逐漸擺脫速度文化的香港城市時間、人是數字的反烏托邦時間、演算法的大數據時間,在大樓與果樹的中間地帶,顯影了孕生創造力的無聊時間。

在六月份的開放工作室,黃飛鵬把參與者框限在一個狹窄的,人與人擠坐的方形區域內,面露兇光地下著惡魔教室般的指令,他扮演極權者,我們和他一齊扮演一場統治與被統治的表演,正是因為我們都知道不遵守指令他也不能怎麼樣,所以在過程中的種種服從、唱反調、助人或休管他人瓦上霜,通往的是規則、秩序底下隱而未顯,參與者或在此特定時刻,彼此共享的,心理空間與公共意識混雜的類行動狀態。

據此,排練場變成了遊戲的場所。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遊戲的人:文化中遊戲成分的研究》(Homo Ludens Study of the Play-Elemen tin Culture),說:「遊戲有一個起點,到了某一時刻,它又『戛然而止』,它走向自己的終點。在進行的過程中,一切都在運動、變化、交替、相繼、聯繫、分離。」並且,他回溯連結儀式、藝術與遊戲共通的詞源「agalma」,其核心意義是「狂喜和歡騰」 。

換言之,遊戲接近一種嘉年華的狂歡狀態,嘉年華具有去階級、民主化的意味,而「特別著重重新設計、重新定義觀眾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位置」、強調「行動研究」並且「『其目的和要求適用於所有參與人士;在駐場藝術家與易陣行動者之間的差別,大概只在於方法,以及進行的力度」(引自〈關於〉,「觀.聲.陣」官網)的「觀.聲.陣」,潛藏的基本意思莫過於此?而且遊戲往往是社會活動、文明制度的原型,遊戲更不是娛樂,而是人製造自願、自主的開端。遊戲的秩序是為了鬆脫文明社會越加僵固、緊縮的管理。

在我參與的這個階段,就常有一位日本旅港藝術家在現場攪局,他總是很早就開始「參與」(攪局),總是比創作者還搶眼,他用「遊戲的侵入」,很有技巧地踩在否定遊戲與拒絕參與的界線邊邊,甚至讓我覺得,創作者和參與者並不站在相對面,這位日本藝術家與其他所有人才是。

這裡面也出現了另一個在場與界線的問題;一位顯然深諳參與之道的「藝術家」,他的「突出」究竟是強化了現場的遊戲性,還是將它解構,改得更不遊戲?從另一個秩序社會過來的這位日本藝術家,做為一個「問題」存在於此,不只攪局了遊戲,挑戰的也是華人文化的群體秩序感的界線。再進一步推至此計畫的公民想像,它是不是也需要延伸到不分創作者或參與者,每個人成為每個人的問題而存在的層次?

參與了這三次的開放工作室之後,稍作歸納,相較於仍帶著潛在知識論,以行動探究平面繪畫與行動繪畫互相互異的余偉聯;從科技、極權、無言且取消自我視覺等極端狀態重新發現親密關係與社會關係構成的黃飛鵬;以微渺、被整潔的灰塵為出發點甚至當作自我行動位置的視角,逐漸透過室內、戶外空間的實作,進而將參與者納入行動規則一部份的黎振寧,舞者李偉能倒是從一而終地把參與的空間縮小,聚焦於人與人的關係,「尺度」是為關鍵詞,但就社會發展的層面來說,在消費文化、速度文化、補助文化大量覆蓋的今日,對於「尺度」的想像與拿捏,或許成了我們今天抵抗的最後一道界線罷。

所以,我們要在遊戲的場所,要在介於公、私領域之間的場所,重新想像,起而在日漸規訓的空間與時間,顛破秩序,行動想像。